[整刊]《时代人物》2019年31期

ContemporaryTrends thought当代思潮不得不采取大量抄袭上位法的做法。 设区市地方立法“虚化”重复的解决办法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体系的 层级上属于最低一级,其政府机关在国家的行政体系中属于执行 的层级。因此,设区市人大的地方立法,更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注 重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地方立法工作者嘴上常说的地方性法 规中要强调可行性、针对性,突出可操作性。 为解决设区市地方立法中普遍存在的“虚化”重复现象,减 少地方性法规中无实质内容、不可操作的问题和鼓励性、号召 性、强调性的内容过多过乱的问题,确保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 的立法基本原则得到有效实施,全面提升立法质量,本人认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立法能力的方式方法很多,但其中关键 一个途径就是需要通过加强培训来帮助提高,尤其是要解决社 区的市立法中存在的立法经验不足、立法能力欠缺等问题。设区 的市要加强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立法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 力度,提高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案的能力。利用常委会法制讲 座、立法研究基地等有效平台,有计划、有安排地组织各类立法 培训班,邀请立法专家、资深工作者授课,传授立法经验,提高立 法业务水平。避免对政策和法律的主要区别吃不准、悟不透,在 制定的法规条例中引用一些行政政策性的规定。 强化问题导向。在法规立项、起草、审议过程中,通过组织专 题调研、发函征求意见、刊发公告、座谈论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 式,广泛征集立法项目建议,深入论证立法需求程度和条件成熟 度,认真分析研究每部法规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研究设计相应的制度规范,保障立出来的法规站得住、行得通、 真管用。坚持问题导向,就能避免为完成立法目标而立法或者为 了领导的点题而立法,把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行为规范用一些“虚 化”内容来表述;坚持问题导向,避免把一些号召性、强调性的规 定写入法规之中。 转变立法观念。设区的市所制定的地方条例与上位法题目一 样时,要坚持一条都不照搬照抄上位法,而是针对本地特点和需 求,不追求法规体例的完整和内容的全面,能写几条就写几条。 具体说来,在制定实施地方法规时,应该形成这样一种模式:第 一条“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条开始就写 法律没有的而地方补充完善的,有几条就写几条。这样,审议法 规的人会一目了然,明白新立的法规想解决什么问题,制定的行 为规范是否正确、合理,执法人员也可以清清楚楚知道应该执行 什么,更重要的是守法的人们也可以完全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科学选题立项。立法项目的选题上要紧扣实际,注意上情和 下情的结合。既不能超越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限,也不得打擦边 球、钻空子。在设区市的立法实践中,可以先以地方政府规章形 式立法,进行先行先试。要坚持少而精、急需先立、先易后难原 则,结合自身实际量力而行。坚持宁缺毋滥,成熟一个立一个,坚 决反对立法政绩化倾向。从而避免设区市的地方立法中立法项目 的选题不科学。 参考文献 [1]《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源保护条例》第四条规定内容 [2]《开封市文物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内容 [3]《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内容 [4]王子林.地方立法重复空泛现象的分析与对策.人大研究,2018.11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完善巡察制度 推动基层改进作风 作风是党的形象和生命,作风建设攸关事业成败。 2012年 12月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的作风 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 时,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身上还存在不作为、不尽责、阳奉阴 违、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慵懒散慢等作风问题。特别是与基层群 众联系最紧密,关系最密切的广大基层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 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党的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贯彻落实。2017年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和《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巡 察制度作为进一步推动基层作风建设工作的重要制度设计由此 开始在全国展开实践。 基层作风问题多发源于基层自身特点 与其他层级领导干部出现作风问题不同,对于上述基层作风 方面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应当注意区别分析的是其背后驱 动因素的两个“基层”特点: 一是作为基层面临的社会环境--熟人社会问题。基层干部 流动性较弱,而基层干部身处“熟人社会”,社会关系和职权范围 高度重合,即便是新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工作时间较长以 后,不可避免的要和管理服务对象建立较为长期的交往关系。特 别是乡镇街道干部在直接服务市民、农民时,表现出的形象往往 并不是韦伯式的科层官僚体系的冷酷、机械式的面貌,更多的时 候表现出的是“经纪”“代理”“保护”等复杂的“官民”关系。这 一方面有利于基层工作的开展,解决基层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 一方面也给埋下隐患,给基层干部吃拿卡要、优亲厚友、推诿懈 怠等作风问题提供了空间。 二是作为基层存在的内因——干部管理体制问题。目前基 层干部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是基层干部选拔任用空间 小。领导职数少,级别晋升难,是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的问题。许多 基层干部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解决各类复杂民生问题的能力, 但受限于基层职数,在4、50岁的黄金年龄缺丧失斗志,精神懈 怠。其次是薪酬问题。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人员构成复杂,有公 务员、事业编人员、村干部还有一些临时聘用人员。复杂的身份 编制以及薪酬制度存在缺陷,同工不同酬现象较为明显,导致一 些基层干部出现心理不平衡,工作积极性减弱的现象。三是权责 不明晰。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基层干部职权往往较为模糊, 上级随时按照工作任务进行调整,干部接到任务后却承担较大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中央决定设立巡察制度,并将作风建设 问题作为巡察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这为各级党委改进作风问 题,尤其是基层作风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资源。 149当代思潮Contemporary Trends thought责任,往往缺少及时的支持和监督。 当干部管理体制的问题和熟人社会融汇交织的时候,就产 生了在基层层面难以自发解决的负面效果,使得基层作风建设表 现出问题隐蔽、顽固、反复多发的特点。首先是内生的监督动力 不足。基层干部流动性低,预期前景较为明显,长期同僚、同事 关系,加上复杂的同学、同乡、同姓、亲戚关系,使得不仅在同单 位之间,甚至不同单位之间的干部也容易产生非制度化的关系网 络,以至于这些隐蔽关系网络间发生的利益交换、利益寻租、互 相“照应”现象更难以为上级或者关系网络外的干部发现。即使 发现身边领导、同事出现作风问题,一般都会忌惮于其背后的关 系网络的社会能量而选择沉默。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其次是外部干扰因素太多。很多干部反映,乡镇 街道的工作难做,很多时候难就难在熟人干扰太多。来自熟人社 会的干扰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利益诱惑和容易被查证的权钱交 易,很多时候表现为人情压力,舆论压力,甚至是暗示的威胁或 者诱惑,这些不能言明、没有实证的干扰使得基层干部在缺少制 度化的支持和监督时容易出现上述作风问题。 引入巡察制度是加强基层作风建设的关键一招 以巡察制度推动基层落实政治要求。巡视巡察制度从一开始 就带有鲜明的政治建设功能属性。1928年10月,中央发布“第五号 通告”,正式颁布党内《巡视条例》规定巡视的目的“为使上级党 部之一切策略,工作计划和指导能正确被下级党部(直至支部)接 受和执行。”巡察的本质是政治巡察而不是业务检查,巡察制度 的核心功能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自然包括中央对作风建设 的要求。巡察工作首先要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领导,在政治要 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立足全面从严治党,对被巡察 党组织进行政治体检。必须以“四个意识”为标杆,以党规党纪为 尺子,紧扣“六项纪律”,聚焦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看基层被巡察党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上级党委决策部署是否坚决,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是否有效发 挥,党组织生活是否正常开展,履行“两个责任”是否到位。 以巡察制度大力破解基层利益格局。如前所述,基层作风问 题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基层社会背景和制度惯性,呈现出顽固性、 隐蔽性、反复性的特点。创设巡察制度目的就在于为市县党委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 监督,建设基层作风提供制度性的长久解决方案。但同时,基层 巡察是全新的一项党内监督制度,必然面临复杂的系统协同过 程,而且在基层实践的组织运作过程中,巡察人员本身就处于“熟 人社会”之中,基层巡察的制度有效性面临着"运动表面化"的趋 势、有着滑向"形式化陷阱"的可能性。为破解熟人社会的利益格 局,巡察工作必须要突出问题意识,把群众反映强烈、信访举报 量大的单位和部门、部分干部,以及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 出问题作为巡察重点。紧盯扶贫救济、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部 门和重点岗位,针对被巡察党组织的决策权、审批权、执法权、人 事权等找准问题,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整治基层作风问题,以 巡察制度切实解决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促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推动基层作风改进应加强巡察方式方法创新 一是注重发挥群众力量,通过巡察制度加强各级党委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作风如果出现问 题,群众了解最为准确。而很多调研都显示,基层群众特别是农 村偏远地区,群众对中央、省、市的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超 过对县、乡、村等基层工作人员的信任。巡察制度的创立意味着 上级党委有了制度工具可以跳过中间环节,直接、有效的从群众 中了解基层党组、党员的作风问题,群众有了制度化的渠道可以 合理合法的对基层情况进行反映,这种双向互动有助于突破原有 的科层化的组织制度阻碍。为推动基层作风建设打破原有利益 格局和灰色社会关系网,巡察工作应该针对基层熟人社会、老好 人主义盛行等的现实情况,继续深入开展创新式的“提级巡察”、 “交叉巡察”等中央新提出的巡察方式,针对基层熟人社会干部 群众不愿、不敢反映问题等情况,主动到群众中“走亲戚”“唠家 常”“掏心窝”,最大限度消除干部群众思想顾虑,把突出问题挖 出来,着力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通过巡察制度加强各级 党委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是注重发挥制度力量,通过巡察制度补齐基层权力监督 的短板。当基层自身监督力量受到各类因素影响干扰的时候,外 部力量的介入成为有效制度救济。巡察工作应当着眼于制度建 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巡察变成党员干部遵章守纪的“紧箍咒”, 成为推动从严治党责任落实的“传导器”和有效强化党内监督的 “千里眼”。要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增强巡察监督的力 度、广度和深度,增强巡察针对性,坚持全面巡察与专项巡察相 结合,集中巡察与常规巡察相结合,科学制订方案,确保巡察不 留死角和空白。巡察人员应提前与财政、发改、审计等部门进行 事前沟通,分析被巡察对象权力清单和权力行使风险点,抓住关 键环节。对发现的基层作风问题着力查原因、强监管、堵漏洞,进 一步扎紧扎牢制度的笼子,使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充分发挥巡察 ‘利剑’作用,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三是注重发挥震慑作用,通过巡察成果运用推动基层作风 迅速改善。近年来各级党委高举反腐利剑,查处了一大批“小官巨 贪”,在基层形成了巨大的震撼作用。要通过巡察制度,进一步加 大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力度,把利剑直插基层,真 正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问题导向是巡察工作的生命 线,要直奔主题、精准发力、全面问诊,把面上了解与实地印证相 结合,搜集意见与调查核实相结合,受理举报与移交线索相结合, 让基层中存在的隐性作风问题露出真容、显性问题挖根见底。通 过提高巡察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分析问题、聚焦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发现问题,形成震撼。要持续强化巡察成 果运用,做好巡察“下半篇文章”让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参考文献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北京,201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外文出版社,2014 [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4]朱昔群.政党科学与政党政治科学化【M】. 中央编译出版社 140 [5]张建德.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6]王立峰.党内基层巡察制度优化路径探析.【J】.长白学刊.2017.20172. (21-27)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委党校2018年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 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 150 Contemporary Trends thought当代思潮从教化天下到教育救国: 近代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教育主题转换 天下还是万国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叙事起点是鸦片战争。中国在鸦片战争 中的失败导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所以说这些条约不 平等,是因为它们都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受到侵害这样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欧美原生的民 族国家对中国实施了殖民主义,他们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地位。然 而,中国历来没有国家观,只有天下观和夷夏观。天下观所理解 的“中国”,即“中央之国”,并非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指 的是普天之下权威的中心和根源,是华夏汉民族的生活区域。在 这个权威中心的周围,文化较为落后的非汉族地区的区域则被称 作“四夷”或“蛮夷”,它们拱卫着中央之国。这是一种“天朝”与 “中央”对“四夷”居高临下的姿态。以这种天下观所建构起来 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华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使大清帝国 上上下下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条约背后所承载着的国家主权意 义,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国家主权”这一说法。 儒家看来,华夏与蛮夷为教化关系,教化的核心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典章制度,以及相关的名物器具。而这种极度膨胀的民族 自豪自信心却最终导致中国在封建社会末期进入了一种故步自封 的状态。 实际上,当西洋人开始凭借其航海技术,远渡重洋来到大 明帝国,也就意味着将中国带入西方“万国时代”的语境了。明历 二十五年(1548),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 广东,在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是在中国 刻印的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改变了中国人心 目中所想象的世界图景:人们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天圆地方的九州 世界,中国再也不是所谓的中央之国以雄踞的姿态昂扬世界,所谓 四夷也不再是不攀附在天朝的衣襟上就会坠落到地图之外的蕞而 小邦。相反,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原来有如此众多且彼此相当的国 家。正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真正开始觉醒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情了。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后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 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这时,大清帝国面对外来力量才真正的开 始惊慌失措。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败在一水之隔的小 小“虾夷”之国的手里,它竟然一跃成为比肩西洋的先进国家。 此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原来现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中央” 中国历来所持的天下观致使中国人毫无国家主权观念。在儒家看来,华夏与蛮夷为教化关系。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 的深重危机,传统的“天下观”才开始动摇,逐渐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变。与此同时,通过传统儒家教化来怀 柔远人也遭到质疑。于是,中国兴起了一股藉教育以培养拥有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求富求强、挽救民族危亡的 教育救国思潮。然而,在模仿、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于学习的范围和程度,国人的内心却充满了紧张、煎熬与挣扎。晚清以来,对西 化模仿的反思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一味西化模仿的反对批判,重视中国本位的问题;另一种倾向却认为西化模仿的程度 不够,主张“全盘西化”。中国传统的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矛盾心态的引导下开启了现代转型。 与“蛮夷”的格局,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还存在很多强大先进的国家。中国与之相比,甚至很多地方是落后于那些国家的。于是,中 国传统的“天下观”开始动摇,逐渐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近代 民族国家观念转变。 自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大谈“民族”、“种族”、 “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民族国家理论已有深刻认识,“民族”和 “国家”是一体的,从人种或种族来论证国家,不符合中国的历 史和现实。和西方对抗,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什么人, 代表什么人,号召什么人,即所有的中国人要在文化意义上整合 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才可以谈和西方列强对抗的问题。中国人 不是作为“种”,而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而存在的。这意 味着所谓“中国人”,要涵盖中国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种族、族群, 甚至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种族。无论是儒家士大夫,或是引进西 方技术和工业的洋务派,或是维新派和保皇党,甚至“种族革命 论”者,他们谁都不能真正完全代表这个“民族”说话。而当时, “国”仅仅是指大清帝国。皇权的清朝,并不能把文化意义上的 所有中国人变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因此,如何构造这个“共同 体”,如何把个人、社会、文化、国家锻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概 念,仍然是巨大的历史问题。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民族:为天下而教化还是为救国而教育 在中国古代,以文化为主体、血缘和地域较为次要的天下观 的影响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其统治也主要不是诉诸武力或 通过刑罚,而是采取教化德治的方式,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效 果。因此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不是依赖武力,不是靠主动扩张侵 略,而主要是仁道自成、近悦远来的结果。 教化的途径有多种,其中君王、各级官吏和士人的道德表 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 录廉耻》中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 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 天下有风俗。” 主张自君臣至士人,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地弘扬道 德,推广善行,并将士人有无“美节”、“廉耻”视为教化能否顺利 实施的关键所在。而由此出发,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的有“美节”、 知“廉耻”的士人,便成为实施教化的基本途径之一。但教化又 与学校教育不同,它是一个大教育概念,是主要面向全社会的一 151 当代思潮Contemporary Trends thought种广义的教育,它可以包含学校教育,但又不局限于学校教育。首 先,侧重点不同。教化侧重于“化民成俗”,是进行国家治理的一 种重要的手段;而学校教育则侧重人才的培养,既要传授知识, 同时还要有兼顾道德、礼仪的教育。第三,实施者不同。教化的实 施者主要是各级官吏(包括教育官),重在各种社会教育形式的 综合运用;而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专职的教师。第四,受教者不 同。学校教育主要面向青少年;教化则施于全体民众。 在中国古代,教化不仅适用于中国汉民族,也同样适用于包 括“蛮”、“夷”在内的其它民族。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人的传统 观念里,英国属于标准的“蛮夷”,中国则是“天朝上国”,即王 道教化礼仪之邦。西方的英、荷等国则是“未受教化”的“蛮夷之 邦”,西方的科学技术则被视为“奇技淫巧”。 总之,中国传统教化是一种具有工具理性的政治、道德和教 育三者有机结合的统治术,由于它具有刑罚所不可替代的巨大功 效,故而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维系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和知识界,通过传统儒家教化来怀柔远人遭到质疑,帝王将相天 朝上国之梦也渐渐觉醒,“保种图强”的呼吁,一时间风靡神州大 陆。知识界用“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进化 论的思想考察中国的社会危机,意识到要“保种图强”,就要进 步,没有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中国将无法自立自强。“保种图强” 必须要放在社会、文化、制度的层面上才有可能。而兴办教育,学 习模仿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制度,成了当然的选择。于是,中 国兴起了一股藉教育以培养拥有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提高 国民素质、求富求强、挽救民族危亡的教育救国思潮。 教育救国思潮从发展的过程来看,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 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之后又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救 国论。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 复。是在现有政权下进行的渐进式的改革。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 前提,即中国国民文化素质整体来说是处于低水平的,愚昧无知, 没有掌握像西方那样的先进科学技术。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 径就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培养现代人才,国家的前途命运才可能 有希望乃至真正出现转机。面对国家如此深重的危难现实,革命 派无法认同和接受如此缓慢的改良,认为既然是救国,当然宜急 不宜缓,只有激进式的革命推翻当前的统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 度,才是兴国兴民的根本出路。革命派也重视教育的作用,甚至也 提教育救国,但是与改良主义不同,他们的教育救国是一定要结合 革命来展开的,教育是辅助革命的。革命派的教育救国论者大多是 由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发展而来的,如陶行知、蔡元培、黄炎 培、徐特立,还有毛泽东。他们都很重视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但 是同时他们也非常支持通过革命来迅速改变中国危难处境。 民族主义矛盾心态引导下的两难选择 近代民族主义高涨背景下的教育救国也好,实业救国也好, 其起点都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然而,在模仿、学习西方的过程中, 对于学习的范围和程度,国人的内心却充满了紧张、煎熬与挣扎。 英国学者约翰普拉莫那茨(John Plamenatz)认为民族主 义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另一种 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这两种类型 的民族主义都建立在接受一套共同标准的基础之上,这一标准是 用来衡量各民族文化发展情况的。然而,在第一种类型中,虽然 可以感觉到在其他方面此民族处于劣势,但它已经从文化上武装 起来,来去除那些不足。因此,虽然可能是法国或英国为其他地 区设定了关于进步的全球新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建立在“人、道 德和社会”这一套观念的基础上,而这些观念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基本都来自西欧。法国和英国作为文化、政治、经济的领跑人,并 可能因此受到羡慕或嫉妒,但是在它们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同时, 当民族主义在西方其他国家出现时,尽管根据领跑者的设定,它 是弱势意识的产物,但能感觉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已经武装起来, 竭力去达到那些标准。例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已经有了必要的语 言、教育和职业技能,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文化上借用外族来武 装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对普遍标准的接受使人们产生了对弱势 的认识,但从根本上看,普遍标准本身并没有被看成是和民族文 化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东方”民族主义出现时的情况是,人们才刚刚 被拖入一种迄今为止对他们而言还是陌生的文明中,他们祖先的 文化不适应这种新的标准的文明。但他们按照西欧先进民族推 行的全球化标准判断出了本民族的落后状况。他们也认识到这些 标准来自外来文化,本民族传承的文化并不具备使自己达到那些 标准的必要条件。因此,“东方”型民族主义意味着从文化上重 新武装这个民族,要改造它原有的文化。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 异族文化,因为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模仿,民族将会失去自己的特 性。因此要尝试去复兴民族文化,使其既适应进步的需要,同时 保留其独特性。然而,这种尝试有着深层次的矛盾:它对被模仿 的对象是既敌对却又要模仿。模仿,是因为它接受外来文化所设 定的价值观,无论这种接受是主动自愿的还是被动无奈的。但同 时又在拒绝,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 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传统方式,而传统的方式却既被视作进 步的阻碍又被视作民族认同的标记。 近代中国因外敌欺凌而激起的民族主义,正是这里所说的“东方”民族主义。中国在与帝国主义的交锋屡战屡败的同时国 门被迫打开,西方文明的各种元素涌入中国后,使中国置身于一 个新的世界。面对这目不暇给、令人目眩的一切新鲜事物和新鲜 思想,中国的天下观动摇乃至崩塌,而与之置换的国家观却还在 建构中。实际上中国人在此种状态下是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 中国人还需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正在与其他国家的参照中重新寻 找自我定位。这是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中国近代始终处 于中学与西学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向内向本国历史的纵深处寻 找自我认知的有用资源而后开出新意,来满足文化认同的方面的 心里深层次需要。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向当下西方主导的国际环 境,而这种面向是以学习西方为核心的。不仅要学习一整套现代 知识,就连价值观也在所难免。这种跟随、模仿西人的做法,使 得中国群体失落自信自尊。这给中国人、特别是敏感的忧国忧民 的中国知识人带来深深地痛苦与伤害。这不仅仅是集体文化认同 的困惑与焦虑,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危机,是民族主义危机的 一种深层次折射。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西化模仿的步伐不断加速,对西化模仿 的反思也从没有停止过。有意思的是,反思的结果出现了两种倾 向,一种倾向是对一味西化模仿的反对批判,重视中国本位的问 题;另一种倾向却认为西化模仿的程度不够,主张“全盘西化”。 (下转第125页) 152 Contemporary Trends thought当代思潮论中华法系的特点及价值 数千年陈陈相因、延续至今的制度建设和司法实践,使中国 形成了卓尔不群、自成一格的法制文明。承载着古代法制建设辉 煌成就的中华法系,是传统中国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 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化而一脉相承的。中华法系虽然已 经解体,但就其蕴含的法律文化因素而言,仍与今天中国的法制 建设具有着密切的联系。重新审视中华法系的制度内涵和文化意 蕴,分析并总结其特征与价值,不仅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宏伟蓝 图的实现将提供有力参考,而且对当前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也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产生积极深 刻的推动作用。 中华法系的特点 礼法结合,重礼轻法 中华法系中所称之“礼”,是一种强调三纲五常、自成体系、 全面规定国家基本制度与社会等级秩序的伦理规范。礼源于氏 族社会时期人们所约定俗成的规矩、准则,最初作为一种仪式被 用于原始社会的祭祀祈福活动,后来逐步演变成调整人们日常生 活的风俗习惯,得以系统化、规范化。诚如一些学者所言:“礼” 乃家庭生活之准绳,为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与外事之规矩。同 样,“礼”亦统辖一国的内务外交,成为规范统治阶级的行为准 则。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礼所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与法的相互结合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 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 汉以后法典的制定与编纂几乎都是以儒家学说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在法典中贯彻“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 神,儒法合流,使儒家经典法律化。但礼法结合并不意味着两者 并重,而是以礼为基础,“重礼轻法”。该种价值取向寓意伦理与 道德的原则优于普遍的法律规则。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运用伦 理来判决案件而不受成文法的严格约束。《唐律疏议明例篇》 就提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准乎礼”。具体 到司法中也常常出现以礼折狱、弃律从礼的现象。 法律体系上侧重于刑事立法,民事立法较为分散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 分、以刑代民”。这种看法不尽妥当。笔者认为,诸法合体着重是 从法典编纂的意义上来看的,而民刑之间的关系则主要应从法律 体系的实际内容入手来加以考察。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法典主要指刑法典,但法典中所涉及的 范围非常广泛,早已超出了民法、经济法所调整的范畴。古代存 世法典内容丰富,经常可见民事、经济等方面的规定,这样的法 典编纂情况往往带给学者“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错觉。这种 看法是片面的,从整个法律体系入手考察,民刑实际上是有区分 中华法系内涵博大精深,与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深刻了解传统法律 文化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征,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的,中国古代除律之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民事、行政、经济等方面的法律,其一般表以令、格、式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或包含 在律典里,或以单行法的形式发挥着其在民事方面的作用,所以 对中华法系在法典编纂上的特征应是“诸法合体、民刑有分”。 受封建传统家庭本位观念的影响,重农抑商,厌诉、息 诉观念影响深远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 秩序而制定的”。 中国在封建时期,一直以农业为重,小农自然经济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商人比起被永久束缚于土地的农民来 说,被认为更难管理和控制。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的倾向,深刻 影响了中国古代整个法律体系。体现在立法中,保护农业生产一 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关注的重中之重;具体到司法上,司法机关 不受理春夏之季的非刑事案件就是为了避免妨害农事。 这种小农经济给百姓的观念中打下了安土重迁的烙印,在这 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人们相互间的经济交往 也较为有限,产生的纠纷自然也就不多。 稳定的地缘与血缘相互作用,使调处息讼在我国古代司法裁 判制度中得以盛行。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解来 解决的,调解的依据主要有风俗习惯和礼法规范。由于这种解决 纠纷的方式有其良好的社会效果,历来被最高统治者高度提倡。 但以“根绝诉讼、息事宁人”为目的的调处息诉的流行,使得原本 就很不成熟的法学始终伴随着民间普遍的“畏诉、厌诉”心理,其 得到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也都非常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华 法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始终未能形成自己专门的法学职业 在乡土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较为强调亲缘血缘关系,伦理法因其调整的是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之间相互关系 而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主要依靠德 高望重者的调解,而非诉诸法律,这样一来,真正告到官府去解 决的案件数量就十分有限了。 皇权至上,行政干预司法,行政机关兼理司法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君权的强大使得 皇权法律化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于侵犯皇权统治、威胁皇帝 安全的犯罪,一向都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加以严厉制裁。皇帝 不但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掌握者,而且还是最高司法权的拥有 者,有时还亲自参与法律的制定和颁行工作。例如,将死刑的最 后裁判权通过“复奏”等方式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行政权 至上、司法权附庸于行政权最集中的体现。除皇帝外,司法权同 时也被朝廷中的官员所享有,比如,明清时期出现三法司长官会 同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五部尚书等行政官员参与“九卿 会审”的情况。具体到地方州县,则更是行政长官、司法长官两者 153 当代思潮Contemporary Trends thought合二为一。可见正由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司 法与行政不分的法制特点。司法权依附于行政权使得专业职业司 法官缺乏,并且使司法权丧失了其本身具有的独立性。同时,君权 也因为缺乏必要的限制和权威的约束而极易膨胀。尤其是通过 儒家“天人感应学说”的论证,君权又得到了上天的支持,为君权 辩护的纲常礼教成了天理。相反,个人的权利则经常受到漠视和 践踏。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其特 点中的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始终贯穿于中 华法系的各个发展阶段,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儒法思想在 汉代以后为统治者并重,甚至最终趋于合流,二者将刑罚与教化 相结合,宽猛相济,为立法与司法提供了指导并且成为中华法系 的主导精神。 中华法系的价值——对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 中华法系中的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领会和谐 的本质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 解。法治中国的构建是建立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上,传统儒家思 想的许多内容就闪烁着有关和谐的理性之光,既有人与自然的和 谐、又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且和谐的程度根本上关乎社稷稳定 与人民幸福。这一进程中形成了“息诉”、“无诉”的观念和“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家族 安思危、改易更化”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法治传统。在今天,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 要保障。“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是和谐社会的的总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的 主要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无疑是对中华法系“民本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法系中的伦理道德元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价值观念不断渗透,追求 西方个人权利至上、轻视集体和国家权力的思潮风起云涌,加之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缺位,使该思潮大量充斥并影响着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运用中矛盾频出,外来法律 与本国生活实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所以我们在借鉴吸 收域外法律文化时,也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去认识和发扬中华法系 宝库中那些超越时空并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文明要素,不断发掘 整理其中的优秀资源与有益成果,用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困 境问题。中国传统法律秩序的固有基础是“亲亲尊尊”、尊卑伦 常,这根植于别具风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是无 法从西方直接移植的。因此,完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难以 在中国存活下去的,我们应该承认并重视家族的地位和力量,让 传统法律文化中伦理道德的有益元素继续发挥作用,使家庭与 家族成为社会力量的一种有力支撑。 当然,重塑不是盲目的复古,而是在借鉴之上的创新。传统 家族伦理中对人性的禁锢与自由的限制应坚决摒弃,而其中重孝 道、讲礼仪的伦常观念以及调处息诉等理念对于调整当下的现实 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仍具有进步意义,依然可以 为今天立法所借鉴。 中华法系“礼法合治”的特色内涵,有益于法治中国建设 目前,在建设法治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进程 中,思想道德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法律规范的约束性很难较大程 度地触及道德伦理,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亦层出不穷,这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法治进步与社会和谐。礼法结合是促进社会文化协 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伦 理的法制化。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与每个公民休戚相关。公 民作为权利义务主体和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不仅是法治中国建 设进程中的受益者,更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有力的推动者。 在新形势下,公民一方面要有效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还需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从一 点一滴做起改善道德滑坡和公德缺乏的现状,让诸多触碰道德 底线、突破法律底线的奇谈怪相无处生根。今天提倡的 “礼法 合治”,正是基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法治信仰的树立与法治理念 的落实,不在于简单地用新的立法取代固有的法律体系,而是要 引导公民形成以维护合法权利与公平正义、维护法律至上与法治 至上的伦理道德,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充分的权利与自由,把对 法治的信念融入到自身血液中去、融入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中 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 因此,结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及环境因素等国 情,借鉴西方法律模式,建立现代的法律体系,将重要的思想道 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并辅以相应的规章制度、奖惩机制,使 之更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惟 有如此,才能逐步建立起一个精神文明发达的和谐社会与法治 中国。 参考文献 [1]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 154 Contemporary Trends thought当代思潮宪法助力中国行稳致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民族团结 奋斗的大宪章,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与国家前途命运、民 族独立振兴、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宪法见证了祖国70载的 沧桑巨变、春风化雨、行稳致远的光辉历程,中国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离不开宪法的根本保障,凝聚中国力量、助力中国 发展、实现中国梦想,离不开宪法精神的弘扬、宪法权威的维 护、宪法信仰的增强。 弘扬宪法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宪法精神是人民主权思想在宪法中的体现,是宪法的精髓 要义,是制约公权力,保障人权的价值所在。弘扬宪法精神就是 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归属,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宪法情结,统一思想, 统一共识,统一行动,凝聚国家、民族、人民等各方力量,实现国 家国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历史和实践证明,宪法兴则国兴, 宪法弱则国弱。宪法兴弱实质取决于对宪法精神认识、理解、判 断、弘扬的程度。纵观我国宪法发展历程,国家兴弱与宪法密切 相联、与宪法精神息息相关。如果说建国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建国纲领和临时性宪法,确定了中国 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推动中国站起来;那么 1954年宪法作为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成文宪法,确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为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根本的宪法支撑;如果说1975年、 1978年两部成文宪法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存在“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宪法缺陷;那么82年宪法作为现行宪 法总结经验教训,重塑宪法精神,拨云见日、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为中国富起来、强起来提供了宪法上的根本保障。 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 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好宪法。2012年12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现行宪法进行了评价:“30年来的发展历程 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 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 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 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实践证明,“法与时 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与时俱进是宪法的基本品格,是宪 法完善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是宪法精神保持活力的内 在动力。宪法只有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才能不断保持宪法生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实践证明,我国宪法与中国命运与共,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 弘扬宪法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维护宪法权威,助力中国发展;增强宪法信仰,实现中国梦想具有重要意义。 命力,凝聚中国力量,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基业长青。截止目前,现行宪法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 年、2018年五次修正,每次修正都是时代发展所趋、事业发展 所需、党心民心所向,彰显了强大的宪法力量。例如:在指导思 想上,宪法进一步确定完善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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